如今，在解决人与人群、族群或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问题上，东西方在文化价值上体现着两条不同的发展模式：西方价值所谓的“民主模式”、“民主道路”中充满着宰制他国发展道路的欲望；而中国传统天下观构想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主张“和而不同”、“通而不统”中华外交理论也在推进构建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新秩序中不断迸发新活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与“自然”中便存在着不谋而合之处，中国传统讲“道法自然”，这个“道”最后就是从顺应自然运转的规律中“得道”。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天下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新天下主义在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引领力和实践力视域来看，是最为持久的、最为深刻的，也是最为符合世界正义的人类的事业。“真正的共同体”及共产主义信仰为精神旨归的文明形式，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形式中，以儒家传统为底色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的深层信仰根基中所无法突破的。因此，中国天下观及其传承发展而来的新天下体系能否破除“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和“文明冲突论”的弊端，便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否为世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关键所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历史进程中，成就一种表征天下体系的新文明形态，是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天下体系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与价值观无关的存在论，而恰恰相反是建立在“共同价值”或人类共同体价值基础上的新天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的新天下观用共同价值超越了建立在西方宗教逻辑基础上的“普世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理性同样兼容共在存在论为基础的关系理性，这种新天下体系支持的不是水火不容的对抗性，而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体系、构建人类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封闭僵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主义”或“强权政治”，而是反对世界丛林法则、坚持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